理论研讨

关于“神经症”的翻译(一)

来源:成都精神分析中心   |   发布时间:2015/6/12   |   浏览次数:     |   字体大小:     

关于“神经症”的翻译(一)

 关于“神经症”的翻译(一)

201559

 

特邀嘉宾:霍大同

主持人:刘 瑾    翻译:陈婉迪

记 录:刘忆非    网管:刘 瑾

 

校订后译文:

 

神经症

 

通过固着在一个俄狄浦斯的剧情来对抗阉割的防御模式。

ENCYCL弗洛伊德的神经症的机制与分类

确立了神经症的性的病原学后,S.弗洛伊德依据它们的临床表现与机制对它们进行了区分。一方面,他确定了神经衰弱与焦虑神经症,它们的症状直接源于没有精神机制介入的性冲动(第一个与不适当的性满足的方式,自慰有联系,第二个与满足的缺失有联系),[《是否有理由以焦虑神经症之名从神经衰弱中区分出某种症状性情结》,1895]。这些随后又被他添加了疑病症的神经症,被称作现实性神经症。另一方面,他明确了有防御的精神机制(压抑)介入的神经症,他称这种神经症为防御型精神神经症。压抑在其中针对性的范畴的表象,它们与自我是“不可调和的”,并决定了神经症的症状:在癔症中,被压抑所拆分了的表象,在身体的范围内被转换通过压抑而脱离了表象的兴奋被转换到身体领域;在强迫症与大部分恐惧症中,它则停留在精神的范围内,而被移置到其他的表象。(《防御型精神性神经症》,1984)弗洛伊德随后观察到,一个性的表象只有在它唤起了一个儿童期的创伤性的记忆的痕迹时才会被压抑;因此它假设这个场景在事后以一个无意识的方式起作用,从而引起压抑。(《防御型精神神经症新注》,1896)“神经症的倾向”因而似乎依赖于在儿童期突然发生的真实的创伤性的性事件(尤其是诱奸)。弗洛伊德稍后又认识到真实的诱奸的不稳定的特征,但仍然坚持认为,神经症的起源在童年的早期。事实上,性冲动的出现本身就构成一个创伤,随后的压抑成为幼儿神经症的起源。它的发生,常常不被察觉,如果有一个症状,也会在一个潜伏期被减弱,但以后又重新出现。因此,成人或青少年的神经症是儿童期神经症的重现。因此,固着(对创伤的,对最初的性满足的)作为神经症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重现;尽管不是一个充分的因素,因为它同样存在于倒错中。决定性的因素是精神冲突:弗洛伊德经常通过自我与性冲动之间存在的冲突来理解神经症。冲突不可避免,因为性冲动不服从整个教育,并以仅以获得快乐为目的,而自我,受对于安全的担心的支配,服从于现实世界的必要性以及父母的压力和文明的要求,它们将一个理想强加于它。决定了神经症的是“年幼的自我,相对于内部世界,更偏袒外部世界。”弗洛伊德因而讨论了自我的 “不完善和脆弱”特征,这使得它与性冲动分道扬镳,并因此压抑它们而不是控制它们。

1914年,弗洛伊德将神经症分为相对立的两类:自恋神经症(术语,因过时被废弃,对应于精神病)与转移神经症(癔症、强迫性神经症与焦虑性癔症) [《论自恋-导论》,1914]。在自恋性神经症中,力比多被投注于自我,并且不能通过分析治疗加以移动。相反,在转移神经症中,力比多,被投注于幻想的客体,轻易地被转移到精神分析家身上。

 

总结(陈婉迪):

今天翻译的是弗洛伊德关于“神经症”的心理分类,首先弗洛伊德区分了神经衰弱、防御性神经症和现实性神经症,其中现实性神经症是没有精神机制介入的,而防御性神经症是有心理机制介入的。弗洛伊德认为成年神经症其实是幼儿神经症的一个再现,接下来他提到,神经症的决定性因素是一种冲突,主要是自我与性冲动之间的冲突,因为性冲动是不服从于外界的教育或规则,但由于“年幼的自我”对于安全的担心,会更多考虑和外部世界达成协调,所以自我和性冲动之间就会有冲突。弗洛伊德在1914年把神经症重新分为两类,即自恋性神经症和转移性神经症,这个分类的依据是它们各自力比多的投向,自恋性神经症的投注是朝向自我的,这使得这类神经症患者很难在分析中和分析家形成转移关系,所以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析没有办法对自恋性神经症进行工作;而转移性神经症患者则可以,因为他的力比多是投注于外部客体的,所以能够被转移到分析家的身上。

 

讨论

(刘瑾主持,刘忆非记录)

1)今天的文本中,关于“创伤”,他说到“一个性的表象只有在它唤起了一个儿童期的创伤性的记忆的痕迹时才会被压抑”,这让我想起,在《精神分析引论》里面提到,创伤在一个个体无法理解它的时候成为创伤,而08年特科夫人的讲座里,她讲到有的关于性的创伤是在当事人意识到一个事件具有创伤性质的时候,这个事件才会变成一个创伤。关于创伤也许是可以从这两个不同方式来进行描述的(陈婉迪提出)

 

(2)今天的文本提到了“固着”,那么神经症的固着和倒错的固着有什么联系区别呢?(陈婉迪提问)

刘  瑾:你自己的理解呢?

陈婉迪:我觉得神经症和倒错本来就是不同的结构。

刘  瑾:那么固着呢?因为这里说在两者里面都能看到固着。

陈婉迪:我是觉得它们应该有共同点,所以才都叫固着,但作用的方式会不一样?

刘忆非:今天这个文本,主要还是围绕弗洛伊德的理论在说,而神经症和倒错作为不同的结构,要等到拉康理论建立之后才有明确区分,而弗洛伊德那里,倒错更多是一种现象或者症状意义上的,它和神经症可能是有穿插的。

刘  瑾:我的理解要用“固着”的概念来区分神经症和倒错确实是有困难的,我的理解是说倒错如果有一个固着的话,更多是对于一个部分客体的固着,而神经症的固着可能就有很多(情况)了,可能是对某个阶段或者某个对象的固着。

刘忆非:文本也说到,固着是神经症的一个要素,但不是充分必要条件。

刘  瑾:“倒错”在弗洛伊德框架下的时候,他说幼儿性欲本来就是倒错的,他说幼儿处于一个“多型变态(多型倒错)”的,幼儿的性欲或者冲动是不以生殖为目的的,所以这里所说的倒错可能更多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说的倒错,而且这样自恋也就被称为倒错。

霍大同:接着刘瑾所说的内容,她提到弗洛伊德说“不以生殖为目的”的东西都是倒错,这个定义是很好的,但他在解释倒错时也会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现在这儿有两个情况,第一个是我们在解释异性恋的倒错,比如一个男人只喜欢女人的脚,或者头发,或者恋童癖,包括施虐受虐;而另一个是同性恋的倒错。在异性恋的倒错中,更多是说力比多投注到一个无关生殖的部位上,但是在同性恋的情况中呢,弗洛伊德更多是说同性恋者是以母亲爱自己的方式来爱对象,差不多是这个说法,那么他并没有区分同性恋中的男女角问题。同性恋的倒错没有一个解释,拉康把倒错作为一个独立的结构,但在理论框架中间,倒错也没有一个位置,我们只能谈当主体处在一个“是石祖”的位置上,那么他是倒错的。

陈婉迪:拉康不是说倒错是对阉割的拒认吗?

霍大同:他是这么说,但问题在于,如果仅仅只有一个唯一的原因,那么这个原因就很难分类,如果要分类就需要多个原因,而弗洛伊德和拉康都是以一个唯一的原因在假设,这个时候分类就遇到一个困难。

刘忆非:我在伊文斯的《拉康精神分析词典》里面好像读到一句类似的话是说,拉康认为弗洛伊德在谈俄狄浦斯情结的时候,不仅说了这个三元的结构,同时强调了一个异性恋的关系,拉康则说,俄狄浦斯的结构是更重要的,而“异性恋”只是作为这个结构的一种范式而已。这个时候是不是拉康有一种意味,是倾向于同性恋的情况并不是一种严重的倒错的东西?

霍大同:也许是可以这么说,因为在拉康的时代,同性恋的情况已经很普遍了,拉康也接受同性恋的人来做分析,当弗洛伊德提出的自恋神经症和转移神经症的对子被拉康破掉以后,拉康说精神病依然是一个和彼者的关系的问题,那么倒错也是一个和彼者的关系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分析就都是可以做的了。但是更准确地说,拉康并不同意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三角,而是建立了一种处于两个平面上的四角关系,即便他在说孩子-母亲-石祖的时候,这也不是一个维度上的,而是两个维度上的。这个时候拉康对俄狄浦斯情结实际上有一个再解释,正是这种再解释,把“父亲”放在了一个符号的维度上,那么这个时候孩子就被分为了两个部分,一个自我(想象维度的),一个主体(符号维度的),某种程度上来说,母亲作为小彼者处在想象中,父亲作为大彼者处在符号中。

刘忆非:那么在这样一种结构里,同性恋依然是一种典型的倒错吗?

霍大同:这个时候拉康引入“石祖”的概念来解释,但仅仅使用石祖,会遇到一个分类的问题,没有办法解释所有的情况。如果我们来看L图,我们可以说拉康解释了精神病和神经症,在想象的维度上的自我和小彼者的关系,是一个精神病的关系,而主体和大彼者的关系,是一个神经症的关系,但这里没有倒错的解释。

 

(3)相对于一般的儿童来说,孤儿院里的儿童,是否会因为在俄狄浦斯期得到的爱与满足更少,而更容易得神经症?(某参与者提问)

刘  瑾:这个不一定,需要一个社会学的调查才行。也许会有这种可能,但并不能仅仅通过神经症的这个理论就得出这个确定的推论。另外我们需要看到,孤儿院的儿童也有得到很多关爱的,他们没有一个亲生的父母亲在场,但他们也有俄狄浦斯的两个三角关系。相反,一般儿童在家庭中,由于父母之间存在的复杂情况,也许还更容易引起孩子的幼儿神经症

 

(4)对于拉康理论的“阉割”概念来说,什么是一个合适的度呢?(秦雪梅提问)

霍大同:首先来说,我并不同意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性是神经症的唯一原因”的结论,所以阉割也就是一个非常其次的问题了。我(对精神器官的解剖学描述里)有一个内中道和一个内内道,神经症是出于一个内中道的水平上的,我认为神经症是多种原因的。

贺  辉:那么性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吗?

霍大同:是很重要的原因。从孩子性别化,也就是性别化人格结构形成的时候,性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弗洛伊德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唯一的原因,而一百多年以来,一些新的观察让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贺  辉:比如说什么原因呢?是想客体关系理论所说的那种“关系”的原因吗?

霍大同:在一个内中道的水平上,要么是和父母关系太近的原因,要么是太远。因为人格结构的形成是和彼者互动形成的,那么原因也显然是和彼者联系在一起的。但我的理论里仍然有一个“先天理想象”的概念,所以也为先天的东西留下了一个位置。

贺  辉:那么分析家的工作和先天的东西有办法结合起来吗?

霍大同:如果后天经验象可以影响先天理想象,那么精神分析的工作也还是可以影响它的。

刘忆非:霍老师,您理论里的这个“先天”,是特指生物学的那种先天,还是说只要是先于主体经验存在的都叫做“先天”?比如说先于某个主体经验的社会、文化的东西。

霍大同:不算,我把这个算作后天经验。

刘忆非:也就是说要等到主体经验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才讨论它们的作用?

霍大同:对。

刘忆非:那么比如说拉康理论里的“符号秩序”之类的东西,在您的理论里被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霍大同:我的理论里有一个“声象系统”,拉康的符号的东西被归在这里。

刘忆非:拉康谈到了符号的先后天性问题吗?

霍大同:拉康是不同意语言系统的先天性的,他认为符号的系统是后天的东西,这是他和乔姆斯基的区分,但现在的情况很清楚,语音、语法、词汇所在的位置,在大脑中间都是先天的,大脑中是有一个语言区的,这些东西都是先天存在的。语音的识别、语法的结构以及语义的存储位置,都是先天的。所以这个时候不得不考虑先天的因素,无论是神经症、倒错或者精神病的问题,都需要考虑。

刘  瑾:那如果要这样来为生物学的东西留一个位置的话,作为遗传来说,那么势必会推论出神经症式的东西是在遗传中占据优势的,而精神病是劣势的,是变异的。

霍大同:对,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想强调,精神分析需要为先天性的、生物学的东西留下一个空间,需要研究它们对精神器官的影响,对各类精神结构的影响。

贺  辉:是一种对应关系吗?

霍大同:不是,是一个非线性的决定性,是一个概率性的。比如一个精神病的母亲,她的孩子也可以是正常的。相对于弗洛伊德的思路,这里需要一个改变,甚至在拉康那里,他的理论构造同样是没有考虑概率论的,他虽然讨论了一些概率的问题,比如马尔科夫链的问题。但仍然有一个结构的对应的关系,而不是一种量化的对应,这个结构性的对应,以及它的错位关系,解释了临床结构的形成,而这个时候也就回到了拉康所说的“每一个主体都是独特的”这个观点,如果是唯一的原因决定的,那么分析家的工作就失去了意义。

陈  砾:霍老师你的这个“先天理想象”和“生物学因素”有什么区别呢?

霍大同:先天理想象是指特定的神经元集合,这样一个宏观的集合的作用。

 

(5)那么霍老师您理论的这个“先天”的假设,会对精神分析的工作方法会有什么改变吗?(刘瑾提问)

霍大同:一个非线性的决定论的立场,会给精神分析的工作带来一个更充分的倾听,只是说有一个“框架”,当仍然有一个框架内移动。比如以前有些美国的分析家犯过一个错误,也受到很多批评,就是他们在听到女分析者对他们说自己受到父亲的性侵害时,分析家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这是她们的一个幻想,但后来的实际情况表明,虽然存在是幻想的情况,但同样存在确实有的父亲性侵害女儿的情况,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因为弗洛伊德曾有一个因果式的观点,所以使得这些分析家的耳朵封闭了。

贺  辉:带着开放的耳朵可以区分吗?

霍大同:至少先会考虑有另一个“可能性”,当然如果这样的耳朵足够精细,是可以区分的,虽然不一定是百分之百能区分,但是是可能区分的。

贺  辉:如果有一个区分,需要干预吗?

霍大同:这是涉及到分析家的立场的问题了。所以这里一是要以一个开放的状态去倾听,但同时也必须要明白语言调节的限度。通过分析者的自由言说的这样一个工作,它是有限度的,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这个观点也为分析家和精神病学家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基础。现在也有很多这方面的新观念,比如现在很多人也认为精神紊乱会导致身体的问题,比如很多看内科的人,可能70%都有可能是一个精神的问题引起的,对于这样的病人,一方面他需要一个医学的治疗,另一方面他需要一个精神分析式的治疗,也就需要一个合作,未来的治疗方案应该是心身合一的。

 

(6)一个有关“先天”的东西进来之后,虽然看起来让精神分析的工作内容更包容了,但在实际工作的时候,作为分析家却需要考虑更多的问题了,这样的考虑是否会对精神分析的工作实际上会造成一种障碍?(刘瑾提问)

霍大同:也许是因为你刚刚接收我的这个理论,所以觉得有点茫然,这当然很正常。但拉康的理论问题在于,拉康认为符号的系统、语言的系统是一个后天的东西,这是站不住的,关于语音的研究现在也很多,很清楚,语音、语法的结构是一个先天的东西。因此理论必须要修改,不改就会被淘汰掉,精神分析必须通过发展来回应新的一些研究,比如认知心理学的研究。

刘  瑾:关于拉康的理论,我是认为他并没有说结构是后天的,虽然他说能指的习得是后天的,但能指链的结构并不是。

霍大同:拉康回避了生物学的问题,而关于能指链的问题,乔姆斯基谈到一个深层结构和一个表层结构,而这不是一个马尔科夫链,当乔姆斯基在写他的关于“生成转换语法”的时候,他说能指链不是马尔科夫链。而拉康的理论恰恰是建立在马尔科夫链的水平上的,在乔姆斯基那里,能指链是有一个先天结构的,而拉康在《关于<被盗的信>的讨论班》里讨论能指链的结构,是在马尔科夫链的水平上讨论的。

某参与者:拉康的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吗?对我来说的感觉更像是一种艺术式的东西。

霍大同:拉康强调精神分析是主体的科学,对我来说拉康理论肯定是科学,但我们需要在他的基础上继续往前走,而不是把弗洛伊德和拉康的东西扫掉,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情结、儿童性欲的发现,拉康对自恋神话的解释,这些都是伟大的发现,但仅仅靠这些解释是不够的,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解释,精神分析需要发展,必须要回应来自临床的、来自不同文化的、来自科学的挑战。

 

201559

川大公管楼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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